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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太炎略论读史之法

来源:   作者:   发布时间:2016年4月13日

读史之法,一时言之不尽。今略论其大概,分三层言之。先明史之大体,次论史之优劣,三示读史之宜忌。

一、史之大体

自古相传,动则左史书之,言则右史书之。言为《尚书》,事为《春秋》。其实不然。《春秋》经文固是纪事,《尚书》则不专纪言,纪事之处亦多,特是未成之史。所谓史料者尔。《尚书》之外有《逸周书》,与《尚书》性质相同,纪事而亦纪言,要皆未经编次之史料也。

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为表里。《左传》兼备事言,是故拘于事言之分,正未必然。后人论史,以纪传之体为正史,编年之体为古史。论其性质,则本纪仍为编年,唯与《春秋》不甚同耳。无本纪,编年不能成。史公作本纪,复作表以辅之,年经月纬,较《春秋》为详。

纪表之外,有世家,有列传。世家唯《史记》可有之,后不当有。列传变《春秋》之体,《春秋》以事为主,列传以人为主也。《史记》之八书与他史之志,职官等于《周礼》,《礼志》等于《仪礼》,《天官》、《地理》,古所未有。

《禹贡》虽略载山川,而不详郡国。《乐志》详载郊祀歌,体类《诗经》。盖马、班之意,在隐括六经之旨而成文。故于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无所不该。论其大体,则主于《春秋》也。

后人以为纪传之体不主于事,而主于人,于是有繁省不明之弊。如语在《项籍传》,语在《高祖纪》。参差回互,缴绕不清。故荀悦、袁宏仍有编年之作。编年之史,在昔只有《春秋》而已。刘知几谓凡纪言之文,应别立一种。然不善编排,史籍将变为文集。章实斋以之修志,此为好奇,未可法也。

世家之体,原本封建。封建既废,即无所谓世家。载记之名,较世家为妥,始于《东观汉纪》,记光武初群雄并起之事。当时群雄皆各称帝以号召,故不应称曰世家。然陈涉之事,及身而止,亦不应称世家。如称载记,与晋十七国之事相同,即无可非议。

《史记》无载记之名,欧阳修重作《五代史》,壹以史公为法,于南唐、前后蜀、南东汉、楚、闽、吴、越均称世家,其实不合。当时仅吴越钱氏、荆南高氏服从中央,其余则否,安得皆称世家哉?欧阳之意,一则刻意摹古,再则《旧五代史》荒谬泰甚,凡服从中央者称世袭列传,不服从者称僭伪列传。五代纷争,僭与不僭,何从定之?欧阳所以悉改为世家,不知称载记即无病,称世家犹未当也。

又如《明史》有《流寇列传》。李自成转徙不常,目为流寇,名实未背。张献忠定都四川,则不得以流寇目之。《清史稿》记郑成功、洪秀全别为一类。郑有帝号,洪称天王,不能以诸疾(侯)之礼待之。如曰载记,即名实相副矣。此外非史公所有,而后人有一得可采者,世纪是也。阿骨打未起以前,其祖已为酋长,统率数千人矣。托克托等修《金史》,于本纪之前别列世纪,其意与《始皇本纪》之前有《秦本纪》相同。魏收作《魏书》,拓跋硅前二十七代均入《帝纪》,不合史法,识者所笑。若列为世纪,则无可訾矣。清之初起,世受明封,非草泽英雄可比。《清史稿》不列世纪,直以本纪发端,载清太宗事如草泽英雄,亦无当于史法也。载记《史》、《汉》所无,世纪史公有其义而无其名,虽出后人,实为史中要目。

他如列传之标题,《史》、《汉》尚少,后出愈多,史公列日者、龟策,已甚无谓。刺客后不常有,滑稽亦无须标目,独货殖为重要。民间营利之事,非食货志所载者,固当详为纪述,至儒林、文苑之分,出于不得已,未可厚非。

叛逆之名,《新唐书》始有之,前此唐修《晋书》,王敦、桓温并未别立叛逆之号。余谓列传标目与否,当以人数为断。多则宜标,少则宜省。儒林、循吏人非少数,固当标出。至于叛臣,人数实少,何必标也?

《奸臣传》之名亦后起。奸臣与佞臣有别,若董贤为祸之大,但入佞幸传。奸臣当谓能害人者,不能害人,不得称奸臣也。唐有《奸臣传》,清史无之,若和坤辈只可称佞臣耳。

《晋书》始有《忠义传》,其后凡一战而死者,皆入《忠义传》。然则昭忠祠血食之士,无虑千万,皆可列入耶?方望溪、全谢山迂腐之见,以《史》、《汉》无《忠义传》为憾,不知其人果卓然有所表见,入列传可矣,何必标忠义之名哉?

《宋史》于儒林之外,别立《道学传》。后之论者,谓宋人重道学而轻儒林。然史公于《儒林传》列说经之士,孟、荀大儒则特立一传,附以九流,由此知后世儒林、道学之分亦非无见。唯孟、苟仅二人,故不别为标题耳。钱竹汀谓宋世表章道学,程、朱诸贤应特立传,不必列入道学传,斯言得之。

《列女传》起于《后汉书》,刘向别为《列女传》。有事即书,不别贤否,如蔡文姬节义有亏,而《后汉书》亦传之。其后变列女为烈女,稍有失德,即遭贬弃。自唐以来皆然,此失古人之意者也。

二、史之优劣

一部二十四史,人皆以太史公书第一。宋人乃以欧阳《五代史》比《史记》。其实何可比也?非徒文章不可比,即事迹亦不可比。《史》、《汉》本并称,六朝、隋、唐已有《史》、《汉》优劣之论,方望溪必欲推尊《史记》,压倒《汉书》,实非通论。

要知《史》、《汉》各有优劣,史公《乐书》全采《乐记》,优于何有?《汉书-礼乐志》,乐不过郊庙之礼,礼是空论,至若叔孙通之《朝仪》,应人《礼书》,而二家皆不载。至今一无可考,史公、孟坚皆不能辞其咎也。

有古史如此作而后人不应如此作者,如《天文志》。古代史官,兼掌天文。《史记》有《天官书》,《汉书》亦有《天文志》。测天之法不同,应著《天官书》以明之。若仅采护陈文,指明星座,则陈陈相因,何所用之?地理本史家之要,而《史记》不志。《五行志》亦《史记》所无,而《汉书》有之。

其实董仲舒辈所言,于今观之,不值一笑。其后《符瑞志》更无谓矣。《明史-五行志》载牛生马、角生背、人有两头诸怪事,不载应验之言,似已明悟,实则《五行志》载生物之变异,可为生物学之参考,要亦无大用处。又史公重视游侠,其所描写,皆虎虎有生气。班氏反之,谓之乱世之奸雄,其言实亦有理。是故《史》、《汉》之优劣,未可轻易下断语也。

《史》、《汉》之后,首推《后汉书》。刘知几作《史通》,不云《后汉书》有曲笔,于《史》、《汉》却有微词。实则范蔚宗之修《后汉书》,时隔数代,直笔无妨。且蔚宗于史有特识,不仅直笔可贵,如伴食宰相,仅载本纪,不特立传。在野有名之士,王符、仲长统之流,皆为立传。其他官位卑微而入传者甚多。朱文公作《纲目》,即采范书所载,如曹操自为丞相,曹操自立为魏公,加九锡,曹操进号魏王,皆采自《后汉书-献帝纪》。

华峤《后汉书》今不可见,疑峤书本善,而范书袭之,观蔚宗自序,称诸序论笔势纵放,实天下之奇作,其中合者往往不减《过秦篇》,尝共比方班氏所作,非但不愧之而已。不称叙事之善,而云议论之美,恐叙事直笔,华峤已然,故但称己之序论而已。唯华歆破壁牵伏后,华峤必不肯载。孔融临死,二子围棋,此事出吴人《曹瞒传》耳。

陈承祚《三国志》,前人讥之,谓不应以魏为正统,清人为之回护。余不谓然。桓、灵之恶,甚于桀、纣。曹操代汉,政治修明。虽其初起时,孔融之徒有不满之意,谓之正统,亦何不可?然司马温公谓刘备出于中山靖王后者,实亦如南唐之自称出于吴王恪,则未必然。刘备之自称宗室,若为诡说,曹氏应加反驳。曹氏不反驳,其为公认无疑。此盖与光武为长沙靖王之后相同。唯光武世系明晰,中山靖王至刘备则不能数耳。然必云正统,义有未安。桓、灵之当认为帝王与否?实为问题。而刘备之兴,又与光武不同。光武名号官制,必复汉家之旧,谓之正统可也。刘备何尝如此?故陈书三国鼎立,立意未尝不公。然于吴、蜀尚有分别,称蜀主死曰殂,称吴大帝之死曰薨。吴夫人立为皇后,而称之曰夫人,于蜀则称曰后。此实不合史法,使后人为之,即成笑柄矣。

四史之后,人以南北史最佳。宋、齐、梁、陈诸史繁简不当,《魏书》又有秽史之目。唯《北史》是非最为公正。唐人心理,以北朝为正统。以唐承隋,隋承周故。然南北史并立,南方帝王死,《北史》书之曰殂,北方帝王死,《南史》书之曰崩,此其病也。

唐人所修,前有《晋书》,后有《隋书》,其他尚有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等。《隋书》以志见称,以其皆为专家所作也。《史通》云撰纪传者颜师古、孔颖达,撰志者于志宁、李淳风、韦安仁、李延寿、令狐德棻,皆一时之选也。、《晋书》专记逸闻,体近小说,然后人亦有称之者。盖自《史》、《汉》以下,可于列传之中看出其人性质产地者,首推《晋书》。观《史记-司马相如传》,可知其为四川人。观《屈原传》,可知其为两湖人。至于《晋书》列传各人之性质风度,无不栩栩欲活,安得以轻薄而少之?

《旧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体例本不甚佳,刘煦、薛居正伴食宰相耳,与雅擅文名之欧阳永叔、宋子京相较,宁止天渊?然吴缜作《新唐书纠谬》,驳正四百余事,真所谓百孔千疮矣。案子京《新唐书》文省于前,事增于后。唐人小说悉以为载笔之资,实则小说悠谬之词,何足信赖?何如《旧唐书》之一依官书为可信哉?是以司马温公修《通鉴》采《旧唐书》多,采《新唐书》少。于《五代史》亦然。

夫历代史藉皆由官修,独《新五代史》为私家著作。私家采访,必不能普及,故至于清代,两旧史仍列入正史。《新唐书》竭力摹拟昌黎,《新五代史》竭力摹拟《史记》、《春秋》。目标愈高,笔力愈不易到。论其事实,旧史实胜于新史。即以《新五代史》职方考、司天考而论,当十国错乱之际,职方固甚重要,司天亦何用哉?

其后《金史》有元遗山手稿,尚足称道。《宋史》繁琐,凡宰相必列传,官位稍高亦无不列传,甚至一人两传,何其芜杂也?《元史》仅修一年,蒙古人名氏易混,一人两传,尚不足怪。短中取长,唯《辽史》耳。

《明史》大半取诸万季野《明史稿》。今万氏原稿不可见,闻但有多传,而无表志。近朱逖先买得原稿,其为真伪不可知。唯列传多于今之《明史》。又王鸿绪《明史稿》传后无赞,今通行本每一传后有赞,事实与原本无异,恐亦如范蔚宗之书原本于华峤也。《明史稿》所以优于《明史》者,福王、唐王、桂王事为之特叙。《明史》则附于《三王宗室传》中,先后倒置,眉目不清,此其一也。《明史稿》于府县设置之沿革,备著年月,甚见清楚。重修《明史》皆删去之,此其二也。

今之清史,袁金铠、金梁等不知而妄作,更多著无关重要之事,体例至不纯粹。且清室遗老秉笔修史,是非必不公允。即如皇太后下嫁一事,证据确凿,无可讳饰,今一概抹杀,何以传信?最大之病在不列世纪。纪清太祖之初起,壹似草泽英雄,有乖实录甚矣。然则清史非重修不可。今以《清史稿》开罪闻人,禁不发行,不知史之错误有二。小节出入,错误之微末者也,不难加以修正。大体乖违,则错误之深重者也,非更张不可。如以努尔哈赤写作草泽英雄,焉可以信今而传后哉?要之《清史》较《宋史》、《元史》稍优,不致有一人两传之误,然比《明史》尚不逮。余谓今人修史,如文章欲力追秦、汉,则古今人不相及。无论《史》、《汉》,即范、陈亦不易及。前人称南北史为优,其实《隋书》、《明史》亦尚可观。如能与方驾,已为上乘。读史不必问文章之优劣,但须问事实之确否。至于议论,各人有其特见,正不必以人之议论为己之议论也。

三、读史之宜忌

读史之士学力不同,识见亦异。高者知社会之变迁,方略之当否,如观棋谱,知其运用,读史之效可施于政治,此其上也。其次考制度,明沿革,备行政之采择。正史所载,未必完备,典章制度,不得不参考《通典》、《通考》诸书,譬如地理、职官二门。职官须明权限之异同,不得但据其名。地理应知交争之形势,道里之远近,要知历史上之地理,不与今之地质学、地文学相同。今人讲地理,建置沿革尚能通晓,唯有一说疑不能明。

《汉书》述诸夏区域东西一万三千余里,南北九千余里。历代相沿此说不变。宋土逼窄,犹作此语。汉尺短,用清营造尺比汉尺,则汉一尺得清营造尺七寸四分。汉一万里为清七千四百里。今自蒙古至琼州只六千里,焉得有九千里?明尺即今木尺,一尺等于营造尺九寸,则万里当有九千里,数亦与今不符。汉人之言,犹可诿之测量未精,故有是误。

晋裴秀为司空,作《禹贡地域图》十八篇,已知测量之法矣。六朝时遵用之,唐贾耽则有《禹迹图》、《华夷图》,刘豫刻之西安,今存西安府学,观其里数亦觉过大。盖当时虽知测量,仍不知北极测地之法也。

《周礼》职方氏所云九州之内东西南北相去七千里,其外相去一万里。以汉尺七四计,尚得五千一百八十里。本部南北相去断无此远,古今人皆以为疑。近人廖季平乃谓职方氏是指全地球而言。实则自汉至明,里数总不确实,凡为测量未精不知北极测地之法故也。

职官之学有职官沿革表可供参考,然有名同而实异者,不可不加审辨。如唐之六部与《周礼》六官不同,此前人已知之。《周官》冢宰乃唐之尚书令,非唐之六部也。《周礼》天官,大宗伯在汉为九卿,至清大理、太常、太仆则虚名耳。明太仆寺尚须养马,清则无其事矣。光禄寺不知起于何时,清光禄勋本郎官,不知何以变为庖厨之职?汉之鸿胪如后之理藩院。此皆名同而实不同者。

古今职官名实相同者仅有县令,清之知县犹是汉之县令也。以知府比太守,即已不符。顾亭林谓太守如督抚,此语良然,以其有兵权也。日本人译西洋官制之名,于台湾、朝鲜则曰总督,称印度、香港之最高长官即曰太守,不知是否西洋文之本意如此?抑故意作此译名也?实则守之大小,本无规定。

明代总兵镇守边陲,亦称曰守。以故印度总督可比太守,香港只可比巡检司而已。汉之太守与后之知府,不但名不同,实亦不同。研究职故官不应取其名,务须稽核其实。古今官制,屡改不一改矣,绝非但见其名相同最即可谓是同一职掌也。

他如古今度量衡之变迁沿革,亦不易知。要之考制度以裨有政,乃读史第二等事,其效已次于职方略知运用也。

读史所最忌者,妄论古人之是非是已。宋人往往好以当时之是非衡量古人,实则古人之安危利害,不应以后人之目光判断之。后人所应纠正古人者,乃如华歆,魏晋人均赞扬之,魏之代汉,歆颜色不悦,曰我本汉臣。此之矫揉造作,而曹子建信之,何也?又如古称扬雄,几于圣人,司马温公尚然,而后人訾之。以余观之,雄不过常人而已。

复次借古事以论今事,所谓借题发挥者,亦读史所忌。王船山《读通鉴论》,于范文正贬官,欧阳修、尹师鲁、余靖与之同去,以为好名。后之朋党,即由此起。实则宋之朋党起于神宗时,范、欧四贤曷尝有此心哉?明怀宗时流寇猖獗,朝臣多议南迁,光时亨曰“国君死社稷”,以此而止。

船山于时亨不加訾议,乃力斥李纲,以金人来侵,纲力主迎战,与时亨同也。不知南宋迁亦亡,不迁亦亡。其时宗泽尚在河北,所以不能成功者,以黄潜善等沮之也。

如船山之言,南迁而守东都,东都亦岂易保哉?船山史论常以宋事影射明事,后之读史者往往以此矜夸。夫作诗有寄托,发感慨。原无不可,然非所语于读史也。读史当论大体,以为判案,岂可逞臆而断也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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